1912年前后，上海或北京，钱学森还是襁褓中的孩子，安静坐在父亲钱均夫怀里，面对镜头没有哭闹。照片里的小钱学森穿着整洁，神情专注，衣料和做工都透出家境优裕。不过，一张童年照能说明的，主要是家庭条件，不能直接证明所谓“天生异相”或注定成才。 钱家确实有较好的家学背景。钱均夫出身于杭州钱氏家族，接受过近代教育，曾赴日本学习教育、历史和地理。留日期间，他接触到新的思想，也逐渐认识到，国家要改变积弱局面，不能只靠空谈，教育尤其重要。 回国后，钱均夫长期从事教育工作，曾任浙江省第一中学校长，后来进入北京教育部门任职。他并非只把读书看成谋生手段，而是把教育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。这样的观念，对钱学森日后的道路影响很深。 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同样受过良好教育，性情端庄，待人宽厚。家庭生活虽然优渥，却没有把孩子关在温室里。钱家在北京居住时，院门外就是普通市民生活的街巷，贫寒者的艰难，钱学森从小便能接触到。 一个冬日，门外有人在风雪中求助，母亲端起饭碗走出去。钱学森年纪尚小，却记住了母亲眼中的怜悯。还有一次，仆人在门前发现一名冻得奄奄一息的乞者，章兰娟立即让人把他抬进屋，熬姜汤、备饭食，直到对方缓过气来。 这些事情没有被包装成什么大道理，却比训诫更有力量。钱学森后来待人谦和，不以身份自矜，和童年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。父亲给他书本，母亲教他如何看待他人的处境，知识与品格便这样同时扎下根。 有意思的是，钱学森小时候最感兴趣的，并不只是父母准备的儿童读物。他常常跑进父亲书房，盯着那些厚重的线装书。钱均夫熟读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和史籍，见儿子对书本好奇，便鼓励他多读书，也要学习科学技术。 “读书不能只为自己，将来要让国家强起来。” 这类话，钱均夫或许反复讲过。它没有立刻变成什么宏大的志向，却在孩子心里留下了方向。后来钱家迁居北京，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，真正显露出与众不同的，是他处理小问题的方式。 课间，孩子们喜欢用硬纸片做飞镖。别人做出的飞镖，有的刚出手便落地，有的飞不出多远，钱学森却总能让飞镖飞得又高又稳。伙伴不服气，嚷着里面藏有“机关”，还把飞镖拆开检查。 老师赶来后，将纸片重新折好，让钱学森再试一次。结果依旧如此。面对同学的追问，钱学森没有神秘化，只说自己试过许多次，反复调整飞镖的重量和形状。 老师听完笑了：“没有什么怪事，里面是道理。” 这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。钱学森并不是一开始就懂得空气动力学，而是愿意观察、试验、失败，再改进。所谓聪明，落到实际行动中，往往就是比别人多想一步，多试几次。 此后的道路并不平坦。1935年，钱学森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航空工程，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，在冯·卡门指导下从事航空和火箭领域研究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多次提出回国要求，经历阻挠，最终于1955年回到祖国。 回国时，钱学森44岁，正处在学术成果丰厚、个人发展前景极好的阶段。他放弃国外优越条件，投入新中国的国防科技建设，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，并为中国导弹、卫星事业的起步贡献力量。 他后来担任过重要职务，却始终把自己看作科学工作者。1985年中国科协换届时，他曾婉拒担任主席；1991年换届，他不再连任，并推荐朱光亚接任。钱学森说过，自己只愿意做一名科学家，把时间用在科学研究上。 2009年10月31日8时6分，钱学森在北京逝世，享年98岁。那张一岁时的照片，留下的不是神奇预言，而是一个家庭的教育痕迹：优越的生活没有遮住现实，厚重的书本没有压住好奇，父母的言传身教，最终融进了他一生的选择。 特别
